参见[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0-111页。

对于从宽的含义，基本不存在争议，是指在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根据案件事实、证据依法适用不起诉或者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既包括实体从宽，也包括程序从宽。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

若要在控辩双方之间展开协商，就必然要在程序上赋予被追诉人与检察机关平等协商的权利，这样才能保障协商平等性以及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实际上降低了证明标准，因为我们把证据的可靠性建立在被追诉人自己承认的基础之上，通常情况下不会做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这其中的风险还是很大的。在具体工作方面，要把握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不应当受法定刑轻重的限制，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不应当降低证明标准。在规范制订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最高司法机关应当制订文件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权利，完善量刑标准和量刑协商机制。检察官C认为， 从宽是一种激励的机制，只有从宽才能求快。

【摘要】：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首先要准确理解其含义，认罪的含义应当是概括认罪，被追诉人对行为性质的误判不影响认罪的认定。某些案件的证据可能不是确实充分的，但检察官内心确信是一个有罪的案件，那么可以适当降低证据标准，然后进行起诉，这样的话有利于打击犯罪。有些道理并不需要在一块石头绊上许多次才能明白。

但在我看来，无论朝代甚或封建/中央集权，都不是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只能是中国，一个农耕中国或传统中国或历史中国。超越个体生命的时间跨度，甚至超越一代甚至几代王朝，研究者在更大时间跨度中去重新理解一些人和事，或许对历史有新的理解。而且，援引修昔底德陷阱，这所谓的警示或告诫，也完全可以为双方用作战略威慑和欺骗。自夏商以来，中国历史4000多年了，至少每个重要朝代都有一套颇为有效的宪制/政制，维系通常约300年的一代王朝。

在社会领域问题，今天人们常常不满足是什么，总希望了解为什么，不仅希望了解过去曾如何，还希望了解此刻或今后，因为什么因素，还可能如何。历朝历代只是这个整体中国的体现。

另一种激发想象的手段是对历史文献做情境化的理解和合理推论。在一些甚至许多方面，当然有历史连续性，但总体而言，因这一变局已引发中国社会一些重大变化，以及针对相关问题的制度对策，都令我不能将现代中国纳入西周之后的农耕中国的宪制框架。一旦提出了有道理即便未必正确的理论，因理论的引导，就可能令人们有新的视角，或提出一些新问题。这本身意味着研究者对历史更多的主观勾连、结构和塑造。

如果仅被视为事件的时序排列，这种历史就不可能告诉我们什么，无力指导我们决策和行动。在这种制度不断自我完善的话语中，时间就是个神奇变量，催生了政治精英选拔制度变迁。如今人们更喜欢论理，这也与理论的特点相关。鉴于这个研究不追求重构历史，只想尽可能展现制度发生和演变的可能逻辑，因此，只要认为足够合理可信，我常常违背历史研究的论从史出，有意借助一些经验常识或社科理论，分析和想象那些未必可信的历史记录。

概括、省略、侧重（偏颇）不可避免，甚至必须。也好比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统治的都是美国，无论他们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无论有没有亚洲再平衡的战略。

甚至可以将原先从不被认为相关的变量勾连起来，提出一些虽不确实但有道理能开脑洞的假说或解说。从这一逻辑继续想象，这句话中说的刑，甚至未必尽是刑法之刑，也是形塑之形，是定型之型。

产品的具体产地不决定产品有一个广大的市场。因此，我认为，今天也仍然可能从一些不可能太可靠的，或无法证明其可靠的中国史料或文献中发现其中言之成理的也能有其他经验支持的命题。但司马迁不大可能察知、预判或理解这一决定的重要功能之一，或许是，因其圈定了选拔政治文化精英的考试范围，作为一项国家发布的鼓励民间文化投资的指南，为多年后在全国推行科举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尽管一直被视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明确表达的自身追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似乎想尽可能抽身于日常生活情境和利害之外，从道或永恒或类似上帝的立场和眼光俯瞰世事沧桑，发现、理解并讲清其中的道理。例如，如果假定，有理由如此假定，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治理颇为成功的政治体人口总量会增加，其占据的生活地域必定会扩大，生产技术会有进步，通常就会令社会劳动剩余增多并逐步积累。

但这不意味着功能解释只是一些胡思乱想。为何理论？ 但为什么追求理论，而不坚守历史呢？ 传统中国对许多问题的正当性回答往往就是回顾和叙述历史。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无论如何，我只能分析论述在一些最重要的制约条件下相关制度发生的基本逻辑和结构。例如，关于中国最早期的国家制度，有关的记录有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

天文学上的大爆炸理论，从猿到人的进化论，都不因为它们得到了经验验证，而只因为其强大的经验解说力。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可以，甚至必须，拧干时间，以便凸显理论思维的共时性，但既然真实世界中的人和事是历时的，因此理论思考和表达也必须始终敏感于并有效处理那些对于理论话语有意义的时间问题。

因为，非但社会科学的理论，即便自然科学的理论，也并非都可以一一严格予以经验验证，许多只是能对大量经验现象给出逻辑上统一和系统的事后解释。拧干时间不等于否认时间的意义。同世界大多数人一样，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其实更多走在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之间。只是，如果从国家构成的历史视角看，人们就会发现，秦汉以及后代的制度，其实就是西周的宪制愿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其本身就说明了什么，甚至就自证了其宪制身份。在这一光照下，西周的封建不过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早期农耕中国的不得已，是当时最务实的中央集权宪制替代。

本书涉及了许多中国历史，但这是一本理论著作。最重要的理由是，我接受李鸿章当年的判断，晚晴以来直到今天，中国正经历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均如此。

令人存疑的是这三句话中涉及的三个有关历史的经验命题：1. 夏、商、周是否真有过或何时有过乱政？ 2. 是否真有过禹刑、汤刑和九刑？如果前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3. 后者是否真的是——从因果律上和从社会功能层面——对前者的分别回应？但这三个问题却是这个研究不一定需要关注的，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只是说以道观之，把原来在时间中依次展开的事件序列叙述转化为一种理论结构的分析和叙述。

甚至理论话语能掩饰或宽容我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过时和不完整的理解，或引用材料的偏颇、遗漏、失当甚至并非毫无根据的曲解。这不仅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更反映了这一变化已引发当代中国整体社会文化从人文经典权威导向更多甚至全面转为科学技术导向。这些都不可能是目击者的记录——当时没有文字。又以主动进军一方的进军距离来测度、排序各国的军事实力和各国军事实力的消长。

尽管会涉及许多历史，但它关心的并非历史中国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不是那许多精细且耐人寻味的细节。这就会限制记录/研究者对许多人和事之间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的理解和判断，因为人事相关性的时间跨度可能大大超过记录者的视野。

换言之，更可能因为，他认为陈涉应当说过这么一句话——因此有极大可能这句话是司马迁为了刻画陈涉特意编出来的。尽管如此，许多名为中国政制史、中国法制史的书都是按朝代展开制度分析和叙述。

在《史记》中，具体的人和事仍按时序展开，但时间的组织结构人和事的功能已开始后撤，司马迁其实更多是按他自己认定的一些道理或事理来筛选、组织和表达他掌握的那些有关往昔的记录和信息。这样做是这一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即要以世界各地的事实来表明本研究并非追求展示中国宪制经验的独特性，也是甚至更是要努力展示历史中国某些宪制经验的普世性。